社会管理是衡量执政当局治理水平和领导能力的重要体现。近些年来，随着全球化加速发展，信息技术突飞猛进，民众生活方式与价值取向多样化，国外众多国家的社会生态发生深刻变化，对执政当局治理国家、管理社会带来许多新问题新挑战，提出了更高的执政要求。当今国外许多执政党经受了这场“管理革命”的考验，但也有不少执政党为此栽跟头，甚至痛失政权。国外经验教训对于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无疑具有某些启迪意义，需要我们去加以汲取和总结。
一、国外执政当局在社会管理上面临的新变化新挑战
社会阶级结构发生复杂变化，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与纷争增多。西方国家社会阶级和阶层出现深刻变化，中产阶级在经历较长时期的快速增长后，目前在美日德英法等国有所下降，内部发生较大分化。金融危机以来，多数中产阶级生活水平下降，部分中下层中产阶级沦落为贫困阶层。作为西方社会稳定基石的中产阶级对执政当局的不满情绪增大，部分民众对社会强烈怨愤，在北美打出99%对1%的口号。一些发展中国家伴随经济较快发展和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中间阶层数量增大，极少数人暴富，更多人群仍在贫困线上挣扎。世界许多国家由于两极分化扩大和社会分层加剧，不仅引发贫富对立，而且带来官民、城乡、族群、劳资、社会精英与普通民众、本地居民与移民之间的权力、利益博弈和争斗，直至流血冲突。同时，全球化带来的社会分工变化和人口流动加快，导致多数国家传统的居民聚居结构、邻里关系、隶属关系打破，出现许多新问题，造成管理难度加大、社会不稳定性增多。
公民社会日益兴起，作用不断增大。西方利用非政府组织加紧对发展中国家渗透干预，对其社会政治安全构成严峻挑战。冷战结束以来，公民社会在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迅速发展，美国、日本、印度、俄罗斯非政府组织数量分别达160多万、80多万、400万、60万，印度非政府组织志愿人员超千万。各国非政府组织在扶贫、救助、维权、政策咨询、人群关怀、社区服务、环保等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直至与地方政权职能重叠。一些非政府组织还从事政治活动，支持乃至成为反对派，极少数甚至进行恐怖和其他违法活动，如印度有800多个非政府组织与东北部极端势力勾连。西方非政府组织在发展中国家的活动愈加频繁活跃，其在越南活动的上千个非政府组织，近三分之二有宗教背景。西方每年投入上百亿美元，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以扶贫助困、治理环境，解决农村吃水等形式为掩护，部分非政府组织同时进行传教、情报搜集、西式民主价值观渗透和对反对派的资助与培训等政治活动，这在部分独联体、阿拉伯和亚洲国家尤为凸显，曾引发严重社会动荡，甚至导致政权的更迭。
社会舆情出现新变化，媒体网络对公众生活影响增大，公民政治与社会参与现象增多。随着冷战后多国民主政治发展，国内社会生态发生深刻变化：社会价值观多元化、民众生活方式多样化日益凸显，不同思想文化交流和碰撞增多，不同宗教文化尤其是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裂痕扩大，不同群体特别是贫富、弱势与强势群体之间对立情绪加深。民众对政党、政治家和政府信任度下降，行政执法机构公信力遭受质疑。一些民调、咨询机构和智库时常以“中立”面目对政府决策评头论足甚至抹黑。在信息化时代，不少国家手机用户、网民剧增，媒体网络影响上升，传统媒介作用明显下降，执政党掌控思想舆论的能力削弱，许多民众利用网络、手机等平台，通过推特、脸谱等社交网站发声，传递各种信息，对时政和重大热点问题发表评论，对执政当局提出建议、批评，深刻影响国内民众的认知和行动，由此对执政当局构成前所未有的挑战。
各种恶性突发事件多发频发，自然灾害和公共安全危机危害凸显，极大地考验着执政当局的管理与掌控能力。近20多年来，许多国家发生的重大自然灾害与公共事件都暴露出政府社会管理的盲点、漏洞或自身体制痼疾：世纪之交的欧洲疯牛病反映欧盟多国食品安全的管理缺失；2010年海地霍乱表明执政当局社会管理的缺位；美国持续不断的校园等公共场所恶性枪击事件凸显其社会管理制度弊端；巴黎和伦敦骚乱反映了两国政府公共治安乃至民族融合中的深层次问题；亚洲多国爆发的“非典”也揭示出各国公共卫生管理的严重缺失。在全球化、信息化条件下，传统的主权界线被部分打破和模糊化，内政与外交紧密相联，内部事件外渗、外部事件内联的现象不断发生。近些年来相继发生的“颜色革命”、阿拉伯“街头革命”以及西方国家的“占领运动”，程度不同地冲击了所在国的统治秩序和社会安定，有的甚至导致“江山变色”、执政党垮台。
二、国外执政当局实施
社会管理的若干经验教训
创新管理理念，增强社会包容，期望从制度与政策源头治理社会失序，实现社会稳定。一些国家执政党提出“管理就是服务”口号。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提出以“市民为中心”的现代管理思路，在以前重视“重典”理念基础上，突出民本思想，强调要以服务选民来增进与民众的联系。英国保守党提出“大社会”理念，重塑国家、个人和社会组织关系。但多数国家理论与现实脱节，在一些威权国家，统治远甚于管理，人治现象普遍突出。而西方等法治国家中，行政司法机构人性执法淡薄，导致微小事件恶化和扩大化，巴黎和伦敦骚乱就是深刻教训。当前，许多国家已开始注重从治本角度探索解决社会失序问题，从经济发展和调整社会利益关系入手，加大收入分配改革，大力推动扶贫攻坚。南非非国大、印度国大党政府推出“包容性增长”战略，南期望通过解决黑人贫困问题、印期望通过解决广大农村的贫困和发展问题来实现社会根本稳定。然而，由于大多数国家社会分化加剧势头还在发展，社会不公问题依然严重制约着政府社会管理的升级空间，致使其调控的力度与效果在相当程度上受制于国内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博弈状况。
拓宽公民参政渠道，下放权力，重视非政府组织的积极作用。面对社会新变化，许多国家政府下放权力，开放公共服务部门，扩大基层权限和民众自我管理水平。它们日益重视社区作用，地方政府更多地把权力交于社区，把社区打造成公民参与社会事务、实现基层自治的主要平台。英国保守党政府上台后着手实施“大社会在行动”计划，放权于地方政府，扩大社区权力，发挥民众自主性。许多发展中国家开始调整非政府组织政策，把它视为基层政府助手，在财力、人力上提供更大支持，印度2011年拨款50亿美元支持非政府组织参加各项活动。巴西、印度、越南、土耳其等国政府大力支持本国非政府组织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调整民间利益纠纷、推动社会进步中的作用。印度人民党和国大党政府均鼓励非政府组织参加促进民主治理，允许非政府组织代表参与立法讨论，在推动社会改革、维护弱势群体利益上，注重采纳非政府组织的意见和建议。俄罗斯、越南、巴西等不少国家更多地把非政府组织管理纳入法制轨道，近期纷纷出台有关非政府组织行为准则的法规，对国内非政府组织接受外国援款规范管理，特别是对外国在本国建立非政府组织和从事政治性活动从严掌控，对非法活动者坚决驱逐。但多数发展中国家对西方非政府组织活动疏于管理，对外来资金资助来者不拒，对其从事非法活动无可奈何，个别独联体国家为蝇头小利损害了国家安全，由此导致“颜色革命”的爆发。
注重思想道德舆论引领，把握民意动向，加强对网络新媒体管理。为更好整合社会，许多国家重视精神文化的凝合作用。新加坡人行党倡导民族融合，表示无论马来人、华人、印度人都是新加坡人，强调在国旗下的团结。美国共和党政府长期坚持家庭伦理对整个社会稳定的凝聚作用。印度两党政府均重视发挥宗教对维系社会团结和稳定的核心作用，大力弘扬宗教观，印度国内等级森严、两极分化严重，但社会总体稳定，宗教的作用不可忽视。在多民族国家中，不同民族、种族间成功融合的经验不多，默克尔、萨科齐几年前就曾撰文承认本国文化融合失败。
多国执政党重视对民意的把握和争取，建立和完善民众诉求的表达机制。新加坡人行党成立民意处理和联系机构，根据民意动向及时调整政策中的不合理内容。法国设立“共和国协调员”制度，英国保守党政府设立“请愿网站”，统一俄罗斯党建立“普京接待站”，来了解民众意愿诉求，处理民众与执法机构矛盾，解决民众现实问题，取得一定效果。在信息社会，许多国家在保护网民热情、鼓励新媒体参与社会事务的同时，也在探索解决网络世界的自发、无序与混乱状态，俄罗斯、巴西、叙利亚、越南、土耳其等国制定网络法规，加强对互联网管理。多国对互联网内外勾连与串连加强跟踪管制，如越南、土耳其对You Tube等社会媒体实施临时审查乃至封杀，美英等国在发生骚乱和占领运动时，也对社交网站进行监控。但许多发展中国家当前实际上仍缺乏对网络新媒体的法律与技术监控手段，国家安全深受威胁。
加强应对危机和重大公共安全的制度机制建设，提升应对突发事件的治理能力。面对社会危机冲击，许多国家加强了对公共安全预防体系与法律法规的建设。印度、印尼、叙利亚等成立国家公共安全信息中心或舆情中心，加强情报搜集。巴西劳工党政府建立“国家公共安全部队”，致力于清剿贫民窟犯罪，妥善处置无地农民骚乱。但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应对公共安全事件特别是社会危机上，法律规章滞后，制度机制缺失，信息情报不准，实战能力缺乏的状况相当普遍。突尼斯2010年处理一失业大学生违法摆摊的粗暴执法，竟然迅速转化成推翻现政府的“街头革命”，并迅速“殃及”他国，酿成当代社会管理上的惨痛教训。
三、从国外社会管理
实践得出的相关思考
只有加强综合治理，把社会管理纳入整个国家治理的大循环体系中，才能实现社会管理的科学化。中国当前正处在改革开放的关键期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刻转型期，矛盾多发、利益纷争凸显，社会管理的复杂、艰巨及任务的繁重前所未有，各种社会问题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民族宗教、外交等领域和环节。要避免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社会管理中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疲于奔命的现象，我们应进一步树立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思想，在滋生社会问题的源头上寻求治本，加强法制建设，完善相关制度机制与政策举措的配套和衔接，各部门、领域相互配合、协同作战，构建有效管理社会的一套科学体系。
只有捍卫公平正义，才可能实现有效的社会管理，社会利益的调节整合是最好良方。国外社会冲突大都源于社会不公，在于执政党的战略和政策偏差，利益的协调与分享同多数民众的诉求存在较大落差。在新时期，中国应当认真吸取国外一些执政当局的经验教训，发挥国家宏观调控功能，加强和完善群众权益保护机制，大力完善社会分配、就业、民族区域、社保等政策，着力解决民生特别是弱势群体的生计问题，当前要重点解决好大学生就业、土地拆迁、贫富差距扩大、腐败严重及看病难、上学难等焦点问题，从而有效防止和减少大量社会问题的产生与积累，显著减缓政府在社会管理上的承载压力。
对网络问政和民间机构维权应善于引导，使互联网、社会组织成为协助党和政府管理社会的帮手。当今国际意识形态的斗争依然暗流汹涌，部分发展中国家内部的一般性社会事件，在西方政治势力的蛊惑和助推下，通过内外非政府组织炒作、新媒体的渲染，竟然演变成反对和推翻现政权的“政治革命”。中国作为一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不断崛起的世界大国，更成了西方反华势力的眼中钉、肉中刺，它们与国内敌对势力相勾连，无时不在寻找肇事之机。鉴此，中国党和政府应增强社会管理的政治敏感性，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既顺应时代变化要求，支持社会组织发展，鼓励其更多参与社会事务，维护民众权益；有序开放网络参政，保护网民政治热情；又要增强政治辨别力，防止不良势力利用网络、非政府组织和维权等工具来浑水摸鱼，实现其政治目的。
突发性、群体性事件处置不力和不当，极可能引发社会政治危机，危及政权稳定。国外教训表明，公共安全建设薄弱，群体性事件频发，不仅危及社会稳定，而且严重损害执政党和政府威信，直至丧权亡党。在中国，突发事件、群体性事件为社会高度关注，各级政府和执法部门在行政司法处置过程中，应避免使微小民事、刑事案件性质转变，小事变大事，普通事件演变成社会事件，必须迅速将绝大多数事件稳妥解决于职能管辖部门范围内、处置于萌芽状态；要加强公共安全的制度机制建设，加大投入，努力提高危机处置能力。在个别事件转化成群体事件后，要谨防内外敌对势力渗透、干预，快速作出政治决断，果断把事件的社会影响置于可控程度，决不允许社会个案事件骤然升级并扩大化，进而借此对党和政府发难。绝大多数民众衷心拥护党的改革开放政策，这是中国社会能够保持总体稳定的强大政治和社会基础，我们有理由对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充满信心。
（第一作者系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副教授；
第二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对外联络
部研究室）
（责任编辑：张伟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