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华民族面临巨大民族危机的时代，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上层政治精英，李端棻不尸位素餐，不因循守旧，而是挺身而出，引领时代潮流，推进社会改革。在教育领域，李端棻最早提出改革中国传统教育的思路和方案，在戊戍变法时期，倡导改革科举，废除八股，设立京师大学堂等，晚年在贵州传播维新思潮，创办新式学堂，为推进中国近代教育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关键词：李端棻；中国近代；教育改革
中图分类号：G5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7615（2017）06-0119-06
DOI：10.15958/j.cnki.jywhlt.2017.06.025
清末教育改革，是中国教育史上影响深远的重要事件。1840年爆发的中英鸦片战争，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用炮火轰开了大清王朝闭关自守的大门，封闭的农业中国被西方列强强行纳入了弱肉强食的近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两种文明的尖锐冲突下，关乎中国未来人才培养的传统教育出现了巨大的危机。在中西文化激烈碰撞，改革思潮纵横激荡的历史时期，中国传统教育怎么改？中国传统教育该向何处去？成为举国上下关注的焦点。在中华民族面临“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和“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的时代背景下，李端棻挺身而出，引领时代潮流，倡导教育改革。为中国传统教育摆脱危机，重获新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在李端棻的影响下，贵州教育界心忧国是，奋起直追，率先改革传统书院，在中国近代教育发展史上留下弥足珍贵的贵州声音。在李端棻逝世 110 周年之际，本文谨据有关资料，对李端棻与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贵州声音等问题略作探讨，以唤起人们对历史经验的更多关注。
一、李端棻：中国新式教育的首倡者
李端棻（1833-1907），字苾园，贵州贵筑县（今贵阳市）人。同治二年（1863）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及为御史，以敢言著称于时。为大学士倭仁，尚书罗敦衍所器重。十年（1871）督云南学政。历任广东、四川、山东乡试主考，全国会试副总裁，刑部左侍郎、仓场总督、礼部尚书等职。戊戌政变后，被充军新疆，后赦归故里。在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时代，作为晚清重臣的李端棻，打破因循守旧，积极学习新知，引领改革潮流，特别是其推动中国近代教育改革的理论和实践，对中国近代教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李端棻一生为官，治行方正，激浊扬清，善于识拔真才。据《清史稿》记载，“（同治）十年，出督云南学政。值回寇乱后，荒服道亘，前使者试未遍，端棻始一一按临，文化渐振。”[1]P1451在云南时，李端棻体恤地方经济凋敝，躬先节俭，彻杜需求，悉心考选，公平取士。当时“滇乱甫勘，民生凋粹，公校试之暇，辄为疆吏筹教养诸大政，多所赞划。有骄将以重贿为弟子干进，公正色斥之，风列振厉。巡抚芩襄勤公敬礼有加，于荐仕滇政治，共靖滇宇，公辞焉。”[2]P202并根据云贵两省“士多寒峻”的情况，与总督刘岳昭、巡抚岑毓英联名奏请，要求對黔滇两省举人会试，“例给火牌弛驿至京”（即举人进京会试，沿途可以凭火牌免费食宿）。嗣后黔滇优贡拔贡赴京朝考，得给火牌弛驿，实自端棻建议始。李端棻对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最大贡献，在于引领时代潮流，推广新式教育。
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中国面临空前的民族危机，强邻环峙，国势衰微，刺激着中国民族精神的高涨。越来越多的国人透过惊心动魄的民族危机，意识到更深层次的教育危机。朝野内外普遍认为兴学育才是救亡图存、变法自强的当务之急。梁启超在《变法通议》提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但当时的维新派人微言轻，其主张既不能达于朝廷，又无法影响社会。在关键时刻，李端棻挺身而出，以居庙堂之高的显赫地位，公开支持教育改革。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初清史稿·李端棻等传卷464[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②梁启超清光禄大夫礼部尚书李公墓志铭// 凌惕安：清代贵州名贤像传（第1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46二日（1896年6月12日），李端棻向光绪帝上的《奏请推广学校折》，率先提出“请推广学校，以励人才而资御侮”的教育改革方案，云：
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府州县学选民间俊秀子弟，年十二至二十者入学，其诸生以上欲学者听之。学中课程，诵四书通鉴小学等书，而辅之以各国语言文字及算学、天文、地理、之粗浅者，万国古史近事之简明者，格致理之平易者，以三年为期。省学选诸生年二十五以下者入学，其举人以上欲学者听之。学中课程，诵经史子及国朝掌故诸书，而辅之以天文、算学、格致、制造、农商兵矿、时事、交涉等学，以三年为期。京师大学选举贡监年三十以下者人学，其京官愿学者昕之，学中课程一如省学，惟益加专精，各执一门，不迁其业，以三年为期。[1]
李端棻首先列举了旧式教育的种种弊端，以及当时形势对新式人才的迫切要求，认为人才之多寡，系国家之强弱，建议设立京师大学堂，“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讲授中西有用之学；并初步提出大学、中学应互相衔接和划分专业；为了配合新式教育的开展，政府还要做好设藏书楼、创仪器院、开译书局、广立报馆、选派游历等五件大事。认为“夫既有官书局大学堂以为之经，复有此五者以为之纬，则中人以上，皆可自励于学，而奇才异能之士，其所成就益远且大。十年以后，贤俊盈廷不可胜用矣。以修内政，何政不举？以雪旧耻，何耻不除？上以恢列圣之远猷，下以慑强邻之狡启，道未有急于是者。”[2]P143-145
在传统教育已培养不出适应新形势需要的人才，创办学堂又因经费困难不能遂愿的窘境下，李端棻建议变通整顿书院，或将书院直接改为学堂，无须另筹经费，李端棻建议 “可令每省每县各改一（书）院，增广功课，变通章程，以为学堂书院。旧有公款，其有不足，始拨官款补之，因旧增广则事顺而易行，就近分筹，则需少而易集。”当时全国各省及府州县都设有书院，多者十数所，少者一二所，并且各有经费，书院改学堂正好能利用书院原有教育资金，完成中国传统教育模式的转换。在清末急需进行教育改革，国家教育经费十分匮乏的情况下，李端棻的《奏请推广学校折》的确是各种教育改革议案中最有操作性的改革方案。是时风气未开，李端棻敢于抨击旧教育之要害，第一次全面系统地提出改革传统教育、建立近代学制的具体方案，表现了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责任担当和远见卓识。
李端棻在奏折在提出，仅靠学校教育还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其不能就学者无讲习之助，非所以推广风气也。”为此，他主张“与学校有益相须而成者”亦须推广讲求，诸如设藏书楼、创仪器院、开译书局、广立报馆、选派游学，几乎将西方近代的文化教育事业照搬过来。光绪批阅后，命总理衙门议奏。总署大体采纳了李氏主张，惟未提“广开报馆。”光绪于二十二年五月初二日谕批：“从之。”下发各省督抚。该折不久刊登在上海《时务报》第七册上，流传甚广，几乎成为官绅大力兴办新式文化事业的依据和护身符。例如张之洞在《饬行全省官销时务报札》中说：“本月准总理衙门咨行，议准刑部侍郎李条陈折内，亦有选译西报一条，奉旨允准。可见报馆有益大局，实非浅鲜。”广西书局桂平梧盐法道向某与侯补道谢某出示的推广学堂“晓喻”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议覆刑部左侍郎李端棻奏请推广学校以励人才一折，内称如内地各府县可由督抚酌拟办法，……兹本道公同酌议，拟仿广东学海堂办法，于古经书院添设数学一门……”足见其影响力之广。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李端棻的教育改革方案中，并非一味否定中国传统教育的精髓。例如对北宋胡瑗的分斋教学制度，李端棻就将其作为一种理想的教学制度重新提出。建议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其“省学大学所课，门目繁多，可仿北宋胡瑗经义治事之例，分斋讲习”。李端棻的“育才之法，匪限于一途”的多元教育思想，至今仍有强烈的借鉴意义。
李端棻的教育改革方案吹响了摧毁传统教育的冲锋号。后来的历史证明，李端棻的教育改革方案不仅成为百日维新时期教育改革的主要内容，而且实际上也是“新政”时期清政府改革传统教育的指南。除了广开报馆外，李端棻奏议的内容基本上得到光绪帝的赞同，并下发各省督抚，成为官绅大力兴办新式文化事业的依据和护身符。因而后人评价说，“其请自京师及省府州县皆设学堂，则后来停罢科举，专注学堂之办法也；其请府州县选民间俊秀子弟年十二自二十者入学，则后来各府州县两等学堂之办法也；其请自学选诸生二十五岁以下者入学，则今日各省中学堂之办法也；其请立京师大学堂，选举贡监年三十以下者入学，其京官愿学者听之，则后来大学堂、仕学馆、分科大学、法科、财政等学堂之办法也。其请分斋讲习，等其荣选，一归科第，予以出身，亦如省官，则后来学部考试京外各学堂暨出洋留学毕业生与举贡、殿试以进士出身，除授翰林部属等官之办法也。其请设藏书楼，则后来开设图书馆之办法也。”[1]可以说，李端棻上《请推广学校折》的又一个重要意义，就在于促成了康有为、梁启超变法之根本在兴学育才上的实现，将维新派改革传统教育的思想上升成为了国家意志。李端棻所提出的教育改革纲领，为中国近代教育体制的形成奠定了制度层面的基础。其倡导的京师大学堂创办于1898年5月，为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大学，是戊戌维新留下的最重要的改革成果。因此后世认为，李端棻是当之无愧的中国近代教育之父。
戊戌变法时期，李端棻又上《变法维新条陈当务之急折》，向光绪帝密荐康有为、谭嗣同、严修等18人。并积极参与维新变法，屡上奏折，提出许多改革时蔽的方案。百日维新中，李端棻被光绪帝任命为礼部尚书，主持全国的教育改革。又内定为勤懋殿首席参政，与康有为、梁启超、徐致清等一起议定新法，成为维新派的中坚。正如梁启超所言“二品以上大臣言新政者，一人而已。”[2]
二、李端棻：贵州近代教育的领跑人
在清末中国传统教育向近代学堂转变的历史进程中，贵州也和全国一样，经历了传统教育改革的历史性探索到近代教育启动的过程。而贵州教育改革得以顺利启动，除了政府层面的制度安排外，教育改革家的倡导和推动是一个重要因素。在这些教育改革家中，李端棻首当其冲，功勋卓著。
戊戌政变失败，李端棻被慈禧太后以“滥保匪人罪”贬戍新疆，后赦归故里。李端棻虽遭受重大打击，却始终坚持改革传统教育之志，回到贵阳以后，李端棻利用一切机会，宣传和实践自己的教育改革思想。当时，由于贵州信息闭塞，教育界知识陈旧，学校诸生只知孔孟程朱，对卢梭、培根之学说闻所未闻。李端棻耐心讲解，循循开导，并将自己收藏的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中载有卢梭、培根传记的部分让学生传阅抄写。教学之余，又将学生召集到私宅，进一步介绍西方民主思想。李端棻的讲学，打破了贵州知识界长期闭塞落后的局面，贵州学界耳目一新，言西学维新者日渐增多。据李端棻教过的学生殷亮轩追忆说：“（李氏）介绍一些新的学术思想，如孟德斯鸠的三权鼎立论、达尔文的进化论、赫胥黎的天演论等。”李端棻在经世学堂宣传新思想，曾受到顽固势力攻击，殷亮轩说当时在街头就发现了诽谤李氏诗三首。如其中一首：“康梁遗党至今多，请尔常将颈子摩。死到临头终不悔，敢将孔孟比卢梭。”[1]面对威胁打击，李端棻泰然处之，继续宣传自己的改革主张和维新思想。
李端棻认为时势多艰，需才孔亟，“兴学育才，尤在得师”。贵州要摆脱贫困落后，必须从改革传统教育着手，而要发展新式教育，当务之急是尽快发展新式教育。
1902年，李端棻发起创办贵阳公立师范学堂（校址在贵阳城南的雪涯洞丁文诚公祠和昭忠祠，今贵阳二十七中附近）。贵阳公立师范学堂的创办，为贵州近代师范教育培养了第一批人才，也为贵州传统教育的改革探索了一条新的道路。为了推进贵州近代教育事業的发展，1905年，又与贵州名流唐尔镛、任可澄、华之鸿等提请贵州巡抚林绍年，将贵阳府中学堂从北书院迁到雪涯洞，改办为贵阳中学堂。新建校舍，改革课程设置，扩大招生范围。次年，改名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即今贵阳一中），是为当时全省规模最大的中学。李端棻除了尽力捐资办学之外，还不顾年迈体衰，常常到贵阳各学校巡视办学情况。
当时，由于《辛丑条约》的签定，外国列强除了在政治上进一步控制清政府以外，还在经济上加紧掠夺通商、路矿利权。贵州虽僻远，但矿产资源丰富，其铁路和矿产资源，为列强垂涎。李端棻认为利益不可假人，民膏不可外溢。1905年，与部分爱国人士发起组织贵州路矿总公司，立案招股，吸收地方资本，以防止外国侵略者侵吞利权。“首昌自办以杜隐忧”，“其为民请命之心，历数十载如一日”（梁启超语），于此可见一斑。在李端棻的影响下，贵州教育界关心国家大事，忧国忧民者日渐增多，社会上涌动着变法改良的思潮。新文化、新思想的传播，不仅为贵州传统教育的近代化奠定了基础，而且也为贵州辛亥革命的爆发准备了社会条件。
1907年10月，李端棻病逝。临终前，曾致书梁启超：“昔人称有三岁而翁，有百岁而童。吾年愈七十，志气尚如少年。天未死我者，犹将从诸君子后有所尽于国家矣”，足见其希望改革教育，救救亡图存的激情与斗志。贵州文献汇刊（第5期）[N]1949
三、书院改学堂：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贵州声音学术界一般认为，清末贵州书院改革始于1901年清政府颁布“书院改学校上谕”以后，其实非然。贵州官方推行的书院改革开始于戊戌变法前夕，在清政府尚未颁布书院改学堂诏令之前，贵州地方政府已率先完成了对贵阳学古书院的学制改革。也就是说，在清末教育改革运动中，贵州冲在最前面，率先实践李端棻的“书院改学堂”理论，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书院改学堂的开路先锋。
翻开中国近代教育史，我们发现，贵州虽地处西南一隅，但往往在全国性的重大历史事件中，贵州人都有异常表现。特别是在清末教育改革中，贵州有识之士的忧患意识和创新精神特别强烈，如贵州巡抚林绍年在全国首次派出151人出国留学，如1898年1月，贵州学政严修上《奏请设经济专科折》以及对贵阳学古书院的课程改革和教学模式改革，均在当时产生很大影响。然而，最让国人始料未及的，是戊戌变法前夕贵州教育界对贵阳学古书院的大胆改革。
贵阳学古书院原名正习书院，位于贵阳城南隅，俗称南书院（址在今贵阳市护国路一带），是省城贵阳三大官办书院之一。嘉庆五年（1800）贵州布政使常明建，嘉庆二十四年（1819）粮储道接臣布增修，“头门三间，门右看习房五间，讲堂三间堂后尹公祠三间，左右斋舍为五间，又西斋舍六间，书办房六间，山长住房十间，厨房二间。”[1]光绪初年，莫庭芝为学古书院山长，建敬业楼3楹，购各类图书藏之于内，供师生披览研习。光绪二十年（1894）十二月，满怀教育救国理想的严修到贵州担任学政。在有识之士的支持下，严修大刀阔斧地改革学古书院。严修按照“增广功课，变通章程，以为学堂”的原则，对贵阳学古书院的课程设置进行大胆改革。考选全省高才40名，分斋肄习。光绪二十三年（1897）3月30日，改革后的学古书院正式开学，比黄遵宪、谭嗣同等人在长沙创办的时务学堂还要早半年。学古书院所收学生资格仍以举贡生监为准，就研习内容而言，学古书院无疑已属新学化书院范畴。管理模式仍袭书院之旧，人们认为它仍然是传统意义上的书院。贵阳学古书院因严修的改革民国《贵州通志·学校志一》卷五十五[M].贵州省图书馆藏1948年文通书局铅印本。而具有了良好的新学基础，因此，在清政府尚未下达书院改革诏令之时，贵州巡抚王。毓藻就率领贵州教育界，对学古书院的课程设置和书院名称进行了彻底改革。据史载，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五日（1898年7月3日），康有为向光绪皇帝上《请饬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次日，清政府就上到贵州巡抚王毓藻的奏呈，贵州已对贵阳学古书院进行了从内容到形式的改革，正式创办“贵州经世学堂。”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六日（1898年7月4日）贵州巡抚王毓藻呈奏，全文如下：
为改设学堂，筹款经理，以广作育，恭折仰祈圣鉴事。窃近年迭奉谕旨，饬各疆臣讲求实务，并设经济特科，广开风气。现在山、陕、鄂、湘、皖、浙等省，各增设学堂，培养人才，力图自强之策。臣维：学术之陋，至今日已极，士子不研究根底，习尚虚浮，沿谬承讹，寡闻浅见，凡郡国之利病，工商之通滞，舆地之险要，兵将之韬略，海内外之情状，茫然无有所知。无怪乎天下皆以儒为诟病。穷则变，变则通，此时，咸宜汲汲已。查贵州省城向设三书院，曰贵山，曰正本，曰学古，素习制艺，未便一概更张。惟学古书院，臣严修时与住院生于词章，帖括之外，讲贯西学，孜孜不倦，士意翕然。臣因势利导，即改为经世学堂，其聘请山长，委监院管理如故。另檄贵阳府知府严隽熙总办，选生监之有文行，不染习气者四十人，肄业其中，每人月给膏火四两，延算学一人教习，择娴习西文西语一人副之。泰西各学派别支分，皆以算学为从入之门。测算精，则各学逐渐而悟；交涉孔烦，西文西语通，则辩论较易。仍饬山长，朝夕教令其阅史书，探掌故，泛览中外时报及泰西各种书籍，以拓其眼界，精求经义及儒先语录，以正其心术；并举经济科内政、外交、理财、经武、格物、考工六事，按条查核，相语讲明而切研之。术业既定，严立课程，务期本末兼赅，陶成令器。中学、西学，每月分期面试，年终臣会同学臣统校核实，旌别给予奖赏，以示鼓励。其常年经费及随时购备仪器、图籍等件，即将学古书院即支之二千金全数拨用，别饬善后局筹提二千两藉资补苴。省外安顺、遵义等十一府属，并分札各该府书院，月课兼试算学及时务各论，以广造就，仰副圣主崇学储材之至意。[1]
从王毓藻的奏报可见，在光绪皇帝发布书院改制诏书前七天，贵州地方政府就宣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G].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布已将贵阳的学古书院从名到实均改为兼习“西学”的经世学堂。也就是说，光绪皇帝教育改革谕旨尚未下达之时，贵州地方政府就完成了书院改学堂的实践探索，已经把贵阳的学古书院改革成为具有近代学校教育意义的“经世学堂。”七天后，清政府才颁布《改書院为学校上谕》，下令全国进行书院改革。也就是说，在中央政府尚未下达书院改学堂的命令时，贵州教育界已在王毓藻的带领下率先冲上了清末教育改革的跑道，贵州因此成为领中国书院改革风气之先者而载入史册。贵州声音也因此在中国近代教育发展史上占有宝贵的一席之地。
根据王毓藻的奏报，改革后的经世学堂除聘请原有山长、监院外，另委派贵阳府知府严隽熙为总办，设算学1人为正教习，西文西语1人为副教习，首届招生40名。教学内容主要是中学和西学。为保证办学质量，政府专门划拨常年经费，为学堂购置设备仪器和图书教材。王毓藻，字鲁芗，湖北黄岗人，于光绪二十三年二月五日（1897年3月7日）由四川布政使调任贵州巡抚。严修在贵州期间，也正是王毓藻抚黔期间，应该说，王毓藻对严修的书院改革是高度认同和积极支持的，否则，也就不会有把学古书院改办为经世学堂的举措。1899年，王毓藻还效法他省创办了贵州武备学堂，延聘天津人李荫桂、刘玉琦为教习，从而为贵州教育积累了更多的近代办学经验。
此时的经世学堂，基本具备了近代学堂的性质。主要表现为：1.正式设置了西文西语课和专职教习；2.将经济科内政、外交、理财、经武、格致、考工六事，列入“按条查核，相语讲明而切研之”的学习内容；3.办学经费四千两，按生额四十名，每人月给膏伙银四两，已成定制；4.随时购备仪器、图籍等件，进行近代学堂设施建设；5.有了贵州经世学堂这一具有近代学堂特征的正规校名。清末贵州的书院改革，为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的建立做了大胆而有益的探索。刘毅翔教授认为，根据光绪皇帝关于学校阶级“自应以省会之大书院为高等学堂”的规定，经世学堂应是贵州地方政府创办最早的一所高等学堂。[1]
戊戌变法以后，李端棻回到贵阳，贵州巡抚邓华熙延请其主讲经世学堂。李端棻慨然应允，在经世学堂积极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李端棻曾赋《应经世学堂聘》诗一首，表达自己的意愿：“帖括词章误此生，敢膺重任领群英。时贤心折谈何易，山长头衔恐是名。糟粕陈编奚补救，萌芽新政要推行。暮年乍摊皋比位，起点何如定太平。”认为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但萌芽新政一定会继续推行，改革已是大势所趋。“既返故里，主讲席，犹复以奖励后进、开通风气为已任。”在经世学堂担任主讲期间，按月两开演讲，“阐发民权自由真理，月课以培根、卢梭诸学说命题”，阐述[3]西方民权和自由思想。李端棻在经世学堂宣传新思想，传播新文化，更使清末贵州教育改革蜚声国内。
贵州官方率先改书院为学堂的举动，的确出乎全国教育界、知识界的意料。在内地人看来，贵州向来交通不便，风气闭塞，思想观念落后，政治敏感度一般较低。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边远的西南省份，竟然在书院改学堂这一千载难逢的历史事件中，成为永载史册的开路先锋。对戊戌变法时期贵州书院改革的首创精神和历史地位，学术界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如在李国钧教授等主编的《中国教育制度通史》中认为：“可以说，地处西南边陲的贵州在清末书院改学堂中是领风气之先的。”〔1〕社会发展一向落后的贵州，这一次昂然冲锋在前，对改革传统教育处于举棋不定局面的清政府而言，无疑具有一定的推動和促进作用。戊戌变法时期贵州教育界在书院改革中的积极应对，是对国家“时势多艰，需才孔亟”的深刻认识和大胆实践，体现了贵州人在重大改革面前的敏感意识和担当意识。对戊戌年间贵州人民在全国率先进行教育改革的首创精神和历史意义不可低估。清末教育改革中的这一“贵州声音”，对后世启示良多，值得深入研究。而贵州能够在中国近代史改革大潮中成为时代的弄潮儿，离不开中国近代教育之父——李端棻的精神引领。
110年过去了，李端棻为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终身不渝、信守如一的伟大品格，其倡导的“教育强国”思想至今仍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研究。
参考文献：
[1]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G].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
[2]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新政诏书恭跋[M] //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2）上海：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
[3]刘毅翔百年前的贵州大学堂[J]贵阳文史，200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