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几乎见证了半部中国近代史；他曾两度参与暨南大学复办，并历任暨南大学副校长；他与陶行知、陈寅恪、梁实秋等大师有过不同寻常的交往，为新中国设立教师节贡献过一份力量——他就是与世纪同行的教育家王越。
我国著名的教育家、暨南大学原副校长、教授王越，历经108载风雨，生命时钟定格在2011年2月26日上午10时5分。但这位走过峥嵘岁月、见证一个多世纪的老教育家的往事，一幕幕再现于我们的眼前。
王越，1903年出生于广东兴宁，1926年毕业于东南大学教育系，师从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1930年至1933年先后进入燕京大学研究院和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在多位名师的陶冶下，从事学术研究工作。1933年至1949年，王越辗转任中山大学、广东文理学院、湖南蓝田师范学院副教授、教授，并曾担任系主任。
广州解放后，王越作为军管会联络小组副组长，参与中山大学的接管工作，随后任中大教务长。1957年，国务院侨办、教育部和广东省省委复办暨南大学，招收海内外的侨生、境外生和内地生。当时已经54岁的王越受命担任暨南大学副校长，以强烈的责任心承担起复办暨大的艰巨任务。1970年，暨大停办；8年后，75岁高龄的王越再次参与暨大的第二次复办。
敬仰恩师陶行知
王越1921年考入南京东南大学教育科，那个时期的东南大学规模宏大，拥有许多著名学者，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科学与民主思潮，对大学教育影响颇深。陶行知是当时东南大学领导成员之一，也是当时教育科主任。他作风民主，善于与人交往，处理教务井井有条。陶行知的教育救国思想、淳朴坚毅的性格和循循善诱的教育风格深深地影响了王越，引领他走上了教育工作之路。1923年秋，陶行知辞去东南大学教育系主任职务，准备就任中华教育改进社总干事。王越生前接受采访时曾谈到：“我们全科同学开了一个晚会，对他恳切挽留。陶先生很诚恳地说，你们的厚意我心领了，但是中华教育改进社的事业关系到全国教育水平，比在东南大学主持教育科的意义更为重大，所以我不得不前往。”陶行知对教育事业的热爱、为人的品行影响了王越一生。王越生前曾回忆道：“他是一个留学生，著名大学教授，还跑去农村发展乡村教育。中华教育促进社想邀他去做试验，去一个叫晓庄的地方创办乡村教育，他义不容辞地接受了。在那里，他跟农民过一样的生活，还挑水挑粪，你看现在有哪个教授能做到？这样的老师你是不得不从心底里佩服的。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千言万语都道不尽陶老先生对我的影响啊！”
陶行知认为一流的教授具有两种要素：一有真知灼见；二肯说真话，敢驳假话，不说谎话。王越将之作为自己的座右铭，认为这也应该成为所有教育工作者的座右铭，他认为这条座右铭“对于时下学术界某些人弄虚作假之歪风，具有深刻的针砭意义”。
年轻的王越在充满激情和活力的东南大学度过了大学时光，也在陶行知先生的影响下树立了一生的理想与价值观，“援饥援溺心头热，师马师陶道路宽”，他的教育事业之路从此开启。
王越先后写下了《纪念人民导师陶行知先生》《从陶行知先生谈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家》《从墨子(翟)的兼爱说到陶子(行知)的爱满天下》等文章，怀念恩师，也回顾东南大学的求学生涯。
为暨大立下汗马功劳
在暨南大学校方专门为王越校长举行的追思座谈会上，暨南大学校长胡军谈到，王越一生为暨大从“一穷二白”发展至如今的面貌立下了汗马功劳。
1958年秋，随着回国求学的华侨学生逐年增多，当时主政广东的省委第一书记陶铸产生了复办暨大的想法。暨南大学创办于1906年，但在1949年被上海市军管会接管之后，已停办了将近10年。
在广州重建暨大，犹如在白纸上画图，又逢“大跃进”时期，其艰难可想而知。陶铸亲任校长的同时，还“点将”当时在中大任教务长的王越，任命其为第一副校长。从此，王越与暨大结下了半世纪情缘。
筹备仅仅一年，暨大就开始招生。王越生前曾回忆：复办之初，暨大中文系有萧殷，外语系有曾昭科，历史系有朱杰勤，水产系有熊大仁、廖翔华，经济系有蔡馥生等名师，一时间人才济济。这些学科尤其是经济系，时至今日仍是暨大的招牌。
当时，全国高校普遍存在过分强调生产劳动而忽视文化课的偏向。1959年，暨大领导班子提出 “学校工作应以教学为中心。”王越强调：必须切实加强对教学工作的领导，整个学校工作必须以教学为中心，努力提高教学质量。为了改善校园环境，王越身先士卒，挑泥巴、运砖瓦，带领师生员工利用课余时间修建人工湖，用两个月的时间挖出了一汪风光迤逦、垂柳依依的明湖。明湖至今仍是暨大校园中最令人流连的风景，暨大校友汪国真就曾在湖边沉思、写诗。暨大还于1963年成立了董事会，在当时，暨大是内地设立董事会的唯一一所大学。至1966年，暨大已发展成为一所初具规模的文理科综合性大学，进入蓬勃发展的阶段。
1970年，暨南大学被“关门分家”，校园被部队院校占用。
1978年，党和政府决定再度复办暨大，王越又被重新任命为副校长，此时他已经75岁高龄，却欣然受命。复办工作千头万绪，当时很多人不解这位老人为何不在家颐养天年，而要去接受这样的重任？在2006年暨南大学百年校庆时，王越谈起当年复办，深情地表示：“暨大当时是白手起家，我有责任尽力使它健康成长。特别是在它最需要我的时候，我不能置身事外。”一语道尽这位教育工作者的高尚情怀和人格风范。
复办中困难重重，王越的儿子王思明说：当时很多老教授在“文革”时受到冲击，留下伤痕，对学校有很大意见。他父亲不顾年老体弱多病，四处奔走，甚至“三顾茅庐”，挨个动员老教授重新出来工作。
王越善于团结知识分子，尊重和爱惜人才，深受同事和下属爱戴。很多老教授被他做通了思想工作，乐意出力复办暨大。
为设教师节而努力
暨大中文系副教授倪列怀曾是王越的助手，他回忆王越道：“老校长最令人心仪的，是他那种由斯文儒雅的学者气度、温文宽厚的长者风范构成的让人可亲可敬的人格魅力。身为副校长，还担任省政协副主席，但从来没见过老校长打官腔、摆官架子。印象中，我从不觉得他像官员，而是一个学博思深的学者、一位慈祥忠厚的长者。正是由于他自己就是一个学者，跟教师们声气相通，所以像陈寅恪那样耿介的老先生，老校长都能与之常来常往。我想，陈老先生或许没把老校长看成一位官员，而是跟他一样的教授、学者吧。”
倪列怀还讲述了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我国首设教师节，王越先生也有一份大功劳。1984年，暨大学生为了把尊师行动推向整个中国，联系了华南师院（今华南师范大学）、华南工学院（今华南理工大学）、中山大学的同学，加上本校学生共12位同学，带着万份倡议书上北京拜访团中央、全国学联等有关单位，呼吁建立教师节。倪列怀回忆，学生们出发前夕，自己曾帮王越抄写过几封信件，是写给北京的一些名人的，望他们支持学生们的行动。
倪列怀说，设立教师节的倡议，始于1981年3月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中国民主促进会的17位政协委员联名提交的一份提案。“但是作为体制外的、来自民间的呼声，是1984年广州几家高校的学生们发出的。”倪列怀说，老校长从未向别人提起此事，但每年过教师节时，他都会回忆起当年那一幕。
终生的学术求索
王越国学基础深厚，精于中国教育史，博学多思，一生著述甚丰。
1942年，在抗战的艰苦岁月，写作于桐油灯下的《教学原理》，是他第一本被列为大学教材出版的专著，也是他中期研究教育的代表作。几十年来，王越深入研究了中国教育史上有待解决的问题，就著名历史人物如孔丘、墨翟、韩愈、程颐、朱熹、李贽、颜元、朱之瑜等人的评价，发表了30多篇论文，都有独到的见解。因他对中国教育史的研究令学术界瞩目，教育部邀请他与其他两位教授一起主编大学教材《中国近代教育史》和《中国古代教育史》。80岁时，他还担任了《中国大百科全书》的《教育》分册的编委。书中一些难写的条目，由他亲自执笔，长达8000字的条目《墨子》，便是他有创见的研究成果。由他担任编写组长（后任顾问）的《当代中国华侨教育》一书，获全国首届教育科学优秀成果奖。他不仅参与制订、编写计划、执笔写序言，还对长达23万字的整本书稿通篇审阅，时年已90岁高龄。
王越不仅论史，更关注现实。1981年，他在《教育研究》杂志上发表《关于教育是生产力的探索》，阐述他对教育本质的独到见解。他曾说：“现在，我进一步思考，提出一个公式，就是：社会生产力=（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劳动者）×（科学技术+教育）。”
王越80岁时，组织了广东10位政协委员到高等学校，费时10日，考察学生的思想动态和学校的德育工作，并在《全国政协报》发表了调查报告，引起了教育界的关注。87岁高龄时，他还在《德育探讨》上发表了有关论文。
更令人叹服的是，王越在80高龄时开始用英文撰写中国古代文化方面的论文，后来6篇文章都已结集出版，书名译成中文就是《哲学上的自由争鸣时代》。谈到用英文写作的缘起，王老说了一段风趣的往事：“有一位澳大利亚的学者问华南师范大学的一位外语教授，中国人称孔子是‘万世师表’，那么，孔子的教师又是谁呢？这位教授说：‘我认识一位最熟知中国古代教育史的学者，请他解答吧。’我接到了这个题目，心想，外国人不懂中文，我不如用英文写吧……”
王越尤其注重汲取新的知识。书桌上摆着两本厚厚的《院士思维》，便是中国科学院与工程院院士对21世纪的思考。难怪他谈古论今，义务指导研究生，都能旁征博引、持之有故，令人不能不敬佩这位百岁老人仍上下求索的精神。
“颓龄皓首镜中看，百载沧桑岁又阑。表里山河萦梦寐，沉浮身世上毫端。”2003年，王越在百岁生日时所赋诗词或许能概括他丰富而厚重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