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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越:魂系教育

时间:2022-10-30 14:30:04 来源:网友投稿

他几乎见证了半部中国近代史;他曾两度参与暨南大学复办,并历任暨南大学副校长;他与陶行知、陈寅恪、梁实秋等大师有过不同寻常的交往,为新中国设立教师节贡献过一份力量——他就是与世纪同行的教育家王越。

我国著名的教育家、暨南大学原副校长、教授王越,历经108载风雨,生命时钟定格在2011年2月26日上午10时5分。但这位走过峥嵘岁月、见证一个多世纪的老教育家的往事,一幕幕再现于我们的眼前。

王越,1903年出生于广东兴宁,1926年毕业于东南大学教育系,师从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1930年至1933年先后进入燕京大学研究院和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在多位名师的陶冶下,从事学术研究工作。1933年至1949年,王越辗转任中山大学、广东文理学院、湖南蓝田师范学院副教授、教授,并曾担任系主任

广州解放后,王越作为军管会联络小组副组长,参与中山大学的接管工作,随后任中大教务长。1957年,国务院侨办、教育部和广东省省委复办暨南大学,招收海内外的侨生、境外生和内地生。当时已经54岁的王越受命担任暨南大学副校长,以强烈的责任心承担起复办暨大的艰巨任务。1970年,暨大停办;8年后,75岁高龄的王越再次参与暨大的第二次复办。

敬仰恩师陶行知

王越1921年考入南京东南大学教育科,那个时期的东南大学规模宏大,拥有许多著名学者,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科学与民主思潮,对大学教育影响颇深。陶行知是当时东南大学领导成员之一,也是当时教育科主任。他作风民主,善于与人交往,处理教务井井有条。陶行知的教育救国思想、淳朴坚毅的性格和循循善诱的教育风格深深地影响了王越,引领他走上了教育工作之路。1923年秋,陶行知辞去东南大学教育系主任职务,准备就任中华教育改进社总干事。王越生前接受采访时曾谈到:“我们全科同学开了一个晚会,对他恳切挽留。陶先生很诚恳地说,你们的厚意我心领了,但是中华教育改进社的事业关系到全国教育水平,比在东南大学主持教育科的意义更为重大,所以我不得不前往。”陶行知对教育事业的热爱、为人的品行影响了王越一生。王越生前曾回忆道:“他是一个留学生,著名大学教授,还跑去农村发展乡村教育。中华教育促进社想邀他去做试验,去一个叫晓庄的地方创办乡村教育,他义不容辞地接受了。在那里,他跟农民过一样的生活,还挑水挑粪,你看现在有哪个教授能做到?这样的老师你是不得不从心底里佩服的。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千言万语都道不尽陶老先生对我的影响啊!”

陶行知认为一流的教授具有两种要素:一有真知灼见;二肯说真话,敢驳假话,不说谎话。王越将之作为自己的座右铭,认为这也应该成为所有教育工作者的座右铭,他认为这条座右铭“对于时下学术界某些人弄虚作假之歪风,具有深刻的针砭意义”。

年轻的王越在充满激情和活力的东南大学度过了大学时光,也在陶行知先生的影响下树立了一生的理想与价值观,“援饥援溺心头热,师马师陶道路宽”,他的教育事业之路从此开启。

王越先后写下了《纪念人民导师陶行知先生》《从陶行知先生谈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家》《从墨子(翟)的兼爱说到陶子(行知)的爱满天下》等文章,怀念恩师,也回顾东南大学的求学生涯。

为暨大立下汗马功劳

在暨南大学校方专门为王越校长举行的追思座谈会上,暨南大学校长胡军谈到,王越一生为暨大从“一穷二白”发展至如今的面貌立下了汗马功劳。

1958年秋,随着回国求学的华侨学生逐年增多,当时主政广东的省委第一书记陶铸产生了复办暨大的想法。暨南大学创办于1906年,但在1949年被上海市军管会接管之后,已停办了将近10年。

在广州重建暨大,犹如在白纸上画图,又逢“大跃进”时期,其艰难可想而知。陶铸亲任校长的同时,还“点将”当时在中大任教务长的王越,任命其为第一副校长。从此,王越与暨大结下了半世纪情缘。

筹备仅仅一年,暨大就开始招生。王越生前曾回忆:复办之初,暨大中文系有萧殷,外语系有曾昭科,历史系有朱杰勤,水产系有熊大仁、廖翔华,经济系有蔡馥生等名师,一时间人才济济。这些学科尤其是经济系,时至今日仍是暨大的招牌。

当时,全国高校普遍存在过分强调生产劳动而忽视文化课的偏向。1959年,暨大领导班子提出 “学校工作应以教学为中心。”王越强调:必须切实加强对教学工作的领导,整个学校工作必须以教学为中心,努力提高教学质量。为了改善校园环境,王越身先士卒,挑泥巴、运砖瓦,带领师生员工利用课余时间修建人工湖,用两个月的时间挖出了一汪风光迤逦、垂柳依依的明湖。明湖至今仍是暨大校园中最令人流连的风景,暨大校友汪国真就曾在湖边沉思、写诗。暨大还于1963年成立了董事会,在当时,暨大是内地设立董事会的唯一一所大学。至1966年,暨大已发展成为一所初具规模的文理科综合性大学,进入蓬勃发展的阶段。

1970年,暨南大学被“关门分家”,校园被部队院校占用。

1978年,党和政府决定再度复办暨大,王越又被重新任命为副校长,此时他已经75岁高龄,却欣然受命。复办工作千头万绪,当时很多人不解这位老人为何不在家颐养天年,而要去接受这样的重任?在2006年暨南大学百年校庆时,王越谈起当年复办,深情地表示:“暨大当时是白手起家,我有责任尽力使它健康成长。特别是在它最需要我的时候,我不能置身事外。”一语道尽这位教育工作者的高尚情怀和人格风范。

复办中困难重重,王越的儿子王思明说:当时很多老教授在“文革”时受到冲击,留下伤痕,对学校有很大意见。他父亲不顾年老体弱多病,四处奔走,甚至“三顾茅庐”,挨个动员老教授重新出来工作。

王越善于团结知识分子,尊重和爱惜人才,深受同事和下属爱戴。很多老教授被他做通了思想工作,乐意出力复办暨大。

为设教师节而努力

暨大中文系副教授倪列怀曾是王越的助手,他回忆王越道:“老校长最令人心仪的,是他那种由斯文儒雅的学者气度、温文宽厚的长者风范构成的让人可亲可敬的人格魅力。身为副校长,还担任省政协副主席,但从来没见过老校长打官腔、摆官架子。印象中,我从不觉得他像官员,而是一个学博思深的学者、一位慈祥忠厚的长者。正是由于他自己就是一个学者,跟教师们声气相通,所以像陈寅恪那样耿介的老先生,老校长都能与之常来常往。我想,陈老先生或许没把老校长看成一位官员,而是跟他一样的教授、学者吧。”

倪列怀还讲述了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我国首设教师节,王越先生也有一份大功劳。1984年,暨大学生为了把尊师行动推向整个中国,联系了华南师院(今华南师范大学)、华南工学院(今华南理工大学)、中山大学的同学,加上本校学生共12位同学,带着万份倡议书上北京拜访团中央、全国学联等有关单位,呼吁建立教师节。倪列怀回忆,学生们出发前夕,自己曾帮王越抄写过几封信件,是写给北京的一些名人的,望他们支持学生们的行动。

倪列怀说,设立教师节的倡议,始于1981年3月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中国民主促进会的17位政协委员联名提交的一份提案。“但是作为体制外的、来自民间的呼声,是1984年广州几家高校的学生们发出的。”倪列怀说,老校长从未向别人提起此事,但每年过教师节时,他都会回忆起当年那一幕。

终生的学术求索

王越国学基础深厚,精于中国教育史,博学多思,一生著述甚丰。

1942年,在抗战的艰苦岁月,写作于桐油灯下的《教学原理》,是他第一本被列为大学教材出版的专著,也是他中期研究教育的代表作。几十年来,王越深入研究了中国教育史上有待解决的问题,就著名历史人物如孔丘、墨翟、韩愈、程颐、朱熹、李贽、颜元、朱之瑜等人的评价,发表了30多篇论文,都有独到的见解。因他对中国教育史的研究令学术界瞩目,教育部邀请他与其他两位教授一起主编大学教材《中国近代教育史》和《中国古代教育史》。80岁时,他还担任了《中国大百科全书》的《教育》分册的编委。书中一些难写的条目,由他亲自执笔,长达8000字的条目《墨子》,便是他有创见的研究成果。由他担任编写组长(后任顾问)的《当代中国华侨教育》一书,获全国首届教育科学优秀成果奖。他不仅参与制订、编写计划、执笔写序言,还对长达23万字的整本书稿通篇审阅,时年已90岁高龄。

王越不仅论史,更关注现实。1981年,他在《教育研究》杂志上发表《关于教育是生产力的探索》,阐述他对教育本质的独到见解。他曾说:“现在,我进一步思考,提出一个公式,就是:社会生产力=(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劳动者)×(科学技术+教育)。”

王越80岁时,组织了广东10位政协委员到高等学校,费时10日,考察学生的思想动态和学校的德育工作,并在《全国政协报》发表了调查报告,引起了教育界的关注。87岁高龄时,他还在《德育探讨》上发表了有关论文。

更令人叹服的是,王越在80高龄时开始用英文撰写中国古代文化方面的论文,后来6篇文章都已结集出版,书名译成中文就是《哲学上的自由争鸣时代》。谈到用英文写作的缘起,王老说了一段风趣的往事:“有一位澳大利亚的学者问华南师范大学的一位外语教授,中国人称孔子是‘万世师表’,那么,孔子的教师又是谁呢?这位教授说:‘我认识一位最熟知中国古代教育史的学者,请他解答吧。’我接到了这个题目,心想,外国人不懂中文,我不如用英文写吧……”

王越尤其注重汲取新的知识。书桌上摆着两本厚厚的《院士思维》,便是中国科学院与工程院院士对21世纪的思考。难怪他谈古论今,义务指导研究生,都能旁征博引、持之有故,令人不能不敬佩这位百岁老人仍上下求索的精神。

“颓龄皓首镜中看,百载沧桑岁又阑。表里山河萦梦寐,沉浮身世上毫端。”2003年,王越在百岁生日时所赋诗词或许能概括他丰富而厚重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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