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文化的历史嬗变对中国女性教育观的变迁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立足于历史变迁中的女性社会角色和社会地位的视角，认为我国女性教育观的历史发展轨迹与女性社会角色和社会地位的变迁息息相关，我国女性的社会角色经历了由“贤妻良母”到“女国民”再到职业女性的转变，随着社会角色的转变，女性的社会地位也实现由从属地位到平等地位的转变，与此相应的中国女性教育观则呈现出打造贤妻良母、塑造独立自强女国民和培养职业女性的发展脉络。
【关键词】文化变迁；中国；女性教育观
1 我国文化变迁中的女性社会角色
随着社会和文化的嬗变，我国女性在社会中的角色也在发生变化，对古代社会女性角色的诠释可以用贤妻良母来概况，而近代的女性社会角色则以“女国民”最为突出，到了现代则是以职业女性为其最大特点。
1.1 “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
自夏、商、周起至1840年止，中国社会处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时期，女性的社会地位较低，女性的社会角色主要是“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究其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由于我国古代社会以农业经济为主，男性在社会分工中处于主导地位，这就为男尊女卑、男主女从思想的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在儒家思想的引领下，男性主要是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主要社会角色，而女性在现实生活中则是相夫教子，她们以家庭生活为主，其主要社会角色是妻子和母亲。这样，“男主外，女主内”就成为我国古代社会分工的基本原则，“相夫教子”被认为是女性的职责所在，这就使女性的价值仅限于家庭中，以至于“主内不言外”的贤妻良母形象就成为古代女性的主要社会角色。
1.2 “独立自强”的女国民
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缓慢地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与此同时，西方的男女平等思想观念开始传入中国，在其猛烈冲击下，中国女性的社会角色定位也随之发生了改变。其一，19世纪40年代以来，民族危机促使一批有识之士开始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男尊女卑”的观念受到了一些启蒙思想家与有识之士的质疑与批判，他们开始认识到“男尊女卑”观的不平等性及女子教育落后的现实。其二，梁启超1896年在《时务报》上发表的《论女学》中指出“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说法是“祸天下之道”，必须提倡女学，妇女有了知识，便可以就业、自养，便可以国富民强。[1]这时人们开始意识到女性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并进一步将女性发展与强国关联起来，即男尊女卑观造成了女性的畸形发展，使她们成为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一大阻力。[2]特别是20世纪初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更为中国女性角色的转变提供了理论指导。近现代女性为了谋求一定的社会职业，获得一定的社会地位，开始走出家门走向社会，其角色也由家庭逐渐向社会转变，女性开始追求独立，人们逐渐意识到女性作为女国民的社会地位，因此，此时期的中国女性社会角色不只局限于“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还是一个具有一定社会责任和独立人格的人。
1.3 “社会半边天”的职业女性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确立了女性的法律地位，这些法律给予了女性与男性平等的权利，此时期，毛泽东的“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思想对中国女性的社会角色和地位起了主导作用，自尊、自爱、自信、自立逐渐成为当代女性的角色追求，中国女性的社会价值和社会角色得到了极大提升，女性不仅在家庭中承担着重要角色，而且还在社会的各大职业领域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2 我国文化变迁中的女性社会地位
在我国的古代社会，男尊女卑、男主女从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道德规范。[3]在此规范的制约下，女性要顺从一切男性，封建社会的这些旧观念长期以来禁锢了妇女的思想，女性没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和权利。这一历史阶段的女性始终是一个受强制、被统治的人群，始终处于被压制的地位上，女性成为边缘化的群体。
19世纪中叶以来，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开明的知识分子意识到兴办女学是改良图存和强国善种的必要途径，人们逐渐意识到全民族自由平等的实现应以女性群体的解放为依托。20世纪初，随着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学说和资产阶级妇女理论的传播，全国各地纷纷成立女子社团，创办女性报刊，中国女性的自主意识不断增强。“五四”后，中国女性追求自我解放的意识迅速萌发，“走出家庭，投身社会”成为女性展示独立姿态的一种普遍方式，至此，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有了质的改变，逐渐从古代社会的从属地位走向独立自主。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女性和男性一起成为了国家的主人。国家在宪法及有关教育和女性的法律中，都规定了女性享有与男性同等的权利和义务，使女性的社会地位有了法律的保障。
3 我国文化变迁中的女性教育观
3.1 打造贤妻良母
与古代社会女性角色和地位定位相适应，我国古代女性的教育也主要是围绕打造“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这一培养目标而展开的，“女子无才便是德”既是中国传统社会纲常伦理的重要内容，也是对中国封建社会传统女性教育特征的高度概括。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古代女子教育长期被排斥在正规的学制之外，她们无权接受学校教育，只能在闺庭绣阁由长辈女性“言传身教”，习得生活的知识和技能。“所惜者朝野上下间，拘于无才便是德之俗谚，女子独不就学，妇功亦无专司，其贤者，稍讲求女红中馈之间而已。”[4]
古代教育以贯彻儒家的宗法伦理观念为其宗旨，其女性教育一向特别重视为从、为卑的德育，依封建礼教禁锢女性思想、规范女子的行动，使之成为“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其教育内容主要有《列女传》、《女诫》、《女训》、《女孝经》等。正如明末·吕坤在《闺范》中所揭示的那样，“今人养女多不教读书认字，盖亦防微杜渐之意”。中国古代女性教育都是“贤妻良母”、“相夫教子”主义的教育，即“维持其所谓家庭之便利，使妇女瘁其身心，而美其明曰‘良母贤妻主义’之教育”。[5]
3.2 塑造独立自强女国民
中国近现代女性教育的产生和发展与中国近代以来西学东渐、追求独立、奋发抗争的历史息息相关，这一时期的中国女性教育观变迁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一个在曲折中前进的艰难历程。
19世纪末，维新派将中国落后的原因和“女子无学”相联系，提倡兴女学，办女校，打造“新型”贤妻良母，这一时期提出的基于“富国强民保种”的“贤妻良母”与基于“三从四德”意义上的“贤妻良母”是不同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修正了戊戌维新以来新贤妻良母主义的教育观，孙中山在《关于青年及妇女者》一文中谈到女子教育的重要性时说：“中国人数四万万，此四万万之人，皆应受教育。然欲四万万人皆得受教育，必倚重师范，此师范学校所宜急办者也；而女子师范尤为重要。……教育既兴，然后男女可以望平权。女界平权，然后养成真共和民国”。[6]但是，随着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政治上的失败，与此相应的文化思想领域里很快就出现了复古的倾向，女子教育理念由“女国民”教育又复归到“贤妻良母”教育。[7]革命根据地除了注重对女性进行基本文化科学、职业知识教育，同时还十分强调女性的革命教育、反帝反封建、争取民主自由的教育，这一时期的女性教育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其培养目标是把她们培养成红色中华的坚强保卫者和刚毅不屈的共产主义战士。
3.3 培养作为建设者的职业女性
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开创了中国女性发展的历史新纪元。国家不仅通过颁布一系列法律、法规确认了女性“人”的权利，赋予女性在法律上与男性平等的社会地位和享有广泛的社会权利，在“中国的妇女是一种伟大的人力资源。必须发掘这种资源，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8]政策的感召下，女性积极参与社会生产，广泛活跃在社会的各个领域。这一时期的女性教育鼓励女性学好科学文化知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献计献策，当代女性教育无疑是以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重任，以使其成为社会半边天的职业女性为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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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尹雪梅]